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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观层面，党政联合发文备案审查的合规性标准主要是为了解决党政联合制发的规范性文件与党内法规体系的协调统一问题，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

[29]将这句话套用到行政领域，意味着法律所设定的行政职责应当与其实际能力相匹配，法律只能要求政府去做它能做得了的事情。比如，履行某项职责需要工作人员在缺乏保护的情况下冒生命危险，此时可以认为对其履职缺乏期待可能性。

反之，应当减轻直至免除其责任。在行政法的原则体系中，其他原则主要指向行政权，权责一致原则在指向行政权的同时，也指向立法权。这就意味着，仅凭法律上与这项行政任务相关的那些条款——对职责的明确、对行政机关的授权、对行政能力保障的粗疏规定——并不足以完整证成其可问责性。[39]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的不对称行政任务指的并不是行政资源在政府系统内部的错配，而是法律设定的职责目标超过了政府整体上的能力，它们不可能通过在内部理顺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或者调剂权限和人员配置得到解决。在民法上讨论不作为侵权、[9]在刑法上讨论不作为犯都是如此，[10]在行政法上评价政府职责的履行也不应例外。

参见朱旭峰、赵慧：《政府间关系视角下的社会政策扩散——以城市低保制度为例（1993—1999）》，《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8期，第115页。[24]那么，在以追责问责为导向的灾害调查中，如何看待这些因素对地方政府及其官员责任分配的影响呢？尽管7·20灾害的调查组对此颇为清醒，三个区分开来就包括把能力素质不足与不负责任区分开来，但这样的原则在当前的行政法理论和制度框架之下能够获得支撑吗？这些问题都指向了长期被忽视的行政机关作为可能性。英国人从19世纪70年代起开始放弃以往强调自由贸易的无形帝国观念，重新重视海外扩张和争夺殖民地，追求一个由宗主国占有广大殖民地而构成的有形帝国。

该通知书信封上写着大清帝国钦差全权大臣张荫桓阁下、大清帝国钦差全权大臣邵友濂阁下，通知书内容为：大日本帝国皇帝陛下之外务大臣从二位勋一等子爵陆奥宗光，兹将以下之事通知给大清帝国皇帝陛下之钦差全权大臣：大日本帝国皇帝陛下任命内阁总理大臣、从二位勋一等伯爵伊藤博文及本大臣为全权办理大臣，委以与大清帝国皇帝所任命之钦差大臣缔结讲和预定条约之全权。那么，应如何看待大清帝国概念出现这一历史事件？能否将清朝当作一个具有empire含义的帝国来研究？本文将大清帝国一词置于历史情境和更广阔的国际话语环境中来理解，利用中文、日文和英文史料对其作初步考察，进而反思清史研究中的帝国话语问题。理查德·克布纳和赫尔穆特·施密特对此指出：在1886年，被称为‘帝国主义者是一种赞美，而不是一种辱骂。对殖民地的英军军官来说，帝国意味着个人成功生涯的开始。

由于日本在19世纪初就将empire译为帝国，因此他们也称中国为帝国。他在多次演讲中都声称以属于这样一个帝国而自豪。

二、1895年前清政府自称与他称中的帝国话语 1895年之前，清政府的各种自称中并没有大清帝国一词。在随后的谈判中，日方信函和照会中时常使用大清帝国，李鸿章在回应和交涉中也使用大清帝国，许多回函都署名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因此，the Ta Tsing Empire 只是一种他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列强的帝国观也发生了变化。

其三，严复在举例说明英拜尔有哪些国家时，没有列举中国的任何一个王朝，这或许说明他认为中国不适用这一概念。此后，在日本国内，帝国字眼无处不在，如帝国海军、帝国议会、帝国邮政、帝国大学、帝国饭店等。因此在19世纪晚期西方主导的世界舆论中，帝国话语与文明话语缠绕在一起，并对东亚地区产生影响。随着清末大量日文著作译介到中国，晚清政府和知识分子对西义帝国概念出现了从排斥到接受的转变。

今汉，帝国也，宜以厚德怀四夷，孰敢不承帝意？不过，今汉，帝国也一句，事实上在贾谊《新书》中为今汉帝中国也，意即汉称帝于中原，《太平御览》中演变为帝国，这实际上正好诠释了帝国即帝制之国的含义，与《中说》一致，是与王国、皇国并列的概念。他对此注释说：又，英拜尔近人译帝国，亦译一统，或译天下。

最后签名为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直隶总督部堂李鸿章。1889年，日本政府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以宪法形式正式确定日本国名为大日本帝国。

这似乎为清帝国概念找到了合理性。例如，渡边华山《舌或问》把支那与俄罗斯、德意志、土耳其、日本等并称为帝国。茹费理在19世纪80年代担任过法国教育部长、外交部长和总理，竭力主张对外殖民扩张。中文帝国一词在隋朝王通的《中说》中即已出现，即强国战兵，霸国战智，王国战义，帝国战德，皇国战无为。其余条约或协议等在签名时大多使用大清国或大清，而在条约文本中指代清朝使用最多的是中国，其次是大清国。此后，清政府虽偶尔使用，但主要仍自称大清国。

1883年约翰·罗伯特·西利（John Robert Seeley）在《英格兰的扩张》中就表达了这种思想。但是，正如对晚清期刊的检索可知，帝国概念主要用于描述日本及西方列强。

有学者统计，1896—1911年间，从日文翻译成中文的著作多达956本，其中最多的是学校教科书，包括帝国在内的和制汉语新词汇也随着这些译著传入中国。如前所述，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中的the Ta Tsing Empire 在中文本里主要对应大清。

克里尚·库马尔指出：所有的帝国都有一种使命，而保护和传播东正教这一点恰好概括了俄罗斯帝国的使命。这个概念体现了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逻辑，这也是日本人热衷于自称帝国的重要原因。

他在1895年3月19日致函伊藤博文：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今接到大日本帝国外务大臣本日知会，内开：大日本大皇帝陛下特派内阁总理大臣从二位勋一等伯爵伊藤博文阁下及贵大臣为全权办理大臣，畀以全权与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特派钦差头等全权大臣，缔结讲和条约等因。不仅如此，欧洲列强还异口同声地赋予其侵略扩张行为以合理性和合法性，声称他们在履行文明使命，他们有责任使非西方的野蛮民族或国家文明化。因此，日本一方面试图通过修改与西方列强的不平等条约，使日本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帝国，另一方面通过对周边地区的侵略扩张，建立起一个拥有海外殖民地的实实在在的帝国。因此，在1895年之前，清朝官方文献中无帝国二字。

《太平御览》也说：贾谊《新书》曰：臣闻强国战智，王者战义，帝者战德。随后日本政府的相关文件，如2月1日《对清国皇帝所发委任状怀有疑义之照会》和2月2日《关于通知清国使节无充当全权大臣资格一事》，正文中都使用大清帝国。

从前述竹添进一郎与李鸿章的对话也可以看出，在日本人心中，帝国就是具有自主之权的强国。亚洲之英拜尔若古印度、波斯，今日本皆是。

李圭等三人所见的帝国二字都是日本语境中的帝国，是从empire翻译过来的和制汉语，在当时的日本已经颇为流行，但似乎并没有引起中国知识界注意。王朝战争之后，德国很快发展成为欧洲强国，而1888年德皇威廉二世上台后实行的世界政策（Weltpolitik ），更反映了19世纪末西方列强狂热争夺殖民地和世界霸权背景下德国的帝国化追求。

1887年时任日本外务大臣井上馨明确表示要使日本成为欧洲式新帝国：让我们的帝国变成一个欧洲式帝国，让我们的人民变成欧洲式人民，要在东洋创建一个欧洲式新帝国。在条约正文中，用于指称清朝的用词也因文本而异：中文本用中国，日文本用清国，英文本用China。1897年德国外交大臣伯恩哈德·冯·布洛在帝国议会一次演讲中要求日光下的地盘，就是典型例证。但是，清朝是在直接交涉中感知empire话语，叙事者和被叙述者同时在场，这种他者叙事成为一种有声叙事，有可能在对话中影响被叙述者。

而且从信函内容来看，李鸿章非常注意对等原则，以大清帝国对大日本帝国，自称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甚至写上了自己的全部职衔，以显示其地位不逊于伊藤博文。甚至比利时也设法获得了9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850万居民。

克里尚·库马尔说道：在很大程度上，特别是在西方，被称为帝国是因为其仿效了罗马。布洛为了说明德国夺取中国胶州湾作为海军基地的合理性，公然声称：德国人曾经把陆地让给一个邻居，把海洋让给另一个邻居，只为自己保留了纯粹理论上的天空，这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对于清政府而言，所谓的大清帝国，不过是偶尔使用的一个称谓符号，并未从主观上认同和接受这一概念的殖民帝国主义内涵。（作者刘文明，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进入专题： 大清帝国 新清史 。